呂大樂在《唔該埋單》中提到，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上了軌道，社會流動機會因應經濟結構的變動而增加，社會的地位及資源分配機制能夠給予足夠的「獎品」予社會的大部分人，人們就不會有太大興趣去質問社會的遊戲規則，質問那些得不到獎品的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待遇。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好是這樣的例子。讀到這兒我就在想，社會經濟不能總是上升，結構不會總是如此靈活流動。如果經濟不太好了，資源分配機制開始偏頗向一個階層了，人們會怎樣呢？我想的是，人們之前跑得太快，顧著向上爬，現在被迫要停下來了。他們會想，為什麼要爬呢？這條路是不是對呢？會不會有一個更好的機制呢？如何改變呢？改變不了是什麼原因呢？由個人想到社會，有時是在周圍環境出問題時，我們才思考，然後才有空間進步。
我們幾個八字頭的小伙子，不知是否成長的時候，剛好是香港經濟放緩、政治問題浮現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機器開始出問題」了，受益於之前的經濟成果，而因此有空間思索眼前出現的問題。一群人總是喜歡思考、辯論，想到個人的微支末節，也想到社會的政經大事。有些大概無益於世道，有些也許可作參考之資。與其讓這些胡思亂想消逝於空氣間而日後追悔，不如找個地方聚在一起當作留下年少輕狂的足跡。
地方名叫「求索」，稍有文學訓練的讀者，不難看出是拾屈原《離騷》的餘唾。求，是因為不滿現狀，有所要求；索，是因為答案朦朧不明，需要探索。人生也好，社會也好，若不求之索之，反覆思考，而是因循苛且的話，總是會生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