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italism at crossroa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ummed up the last two weeks as 'the week that changed American capitalism'.

It started with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bail out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both are state-owned mortgage banks, essentially, only that their deposits are not from ordinary citizens, but governments and large corporations etc. Then, people began to worry about Lehman Brothers, the 185 year old Wall Street veteran. Soon it's share price was worth close to nothing, and at the en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let it go to bankrupcy.

We have since run out of adjectives to describe what followed Lehmans. Merrill Lynch, the 3rd largest investment bank in the world, was sold to Bank of America. AIG, the giant insurer, effectively became part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n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y were looking at nationalising all mortgages in the US. Then yesterday, the last remaining investment banks on Wall Street, Goldman Sachs and Morgan Stanley, agreed to be become banks and be supervis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All this may sound remote to the observer. The easiest way to understand all this is to quote Karl Marx: 'What the bourgeoisie, therefore, produces, above all, are its own grave-diggers. Its fall and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are equally inevitable.' What the last two weeks have done was to prove to accuracy of the first half of this quote; ha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not stepped in, we would now be looking at waves of corporate default, and millions of people - around the world - made jobless. This is not doomsday scaremongering - just read this.

Will the second part of the quote be proven right, too? Not so soon, I presume. After all, it took a quarter of a century (since the great retreat of the governments in the 1980's) for the first part to be given due weigh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x-establishment rises to the fore will determine our society for the next quarter of a century. Watch this space.

強政勵治‧功成身退 (下)

強政勵治‧功成身退 (下)

上回提到倫敦前市長利文斯通透過「強政勵治」，一口氣改善市區交通、又促進種族融和，功居至偉。但上文刋出後，有讀者未能從之感受利氏的強政，故在「功成身退」之前，還得再「強政勵治」一番。

「強政勵治」是政治上的行政作風，下了崗、作風無存，也就難以捉摸理解；空餘的功績，未必和作風有直接關連，獨裁者與民選宰相同樣可以辦到，不易順藤摸瓜推論。要明瞭，只能憑其執政的言行論述。

利氏演繹的「強政勵治」，有如英勇大將軍，予人身先事卒、永遠站在前線指揮的感覺，其麾下副將、部屬，不過是幕後的次等隨扈，專職獻計與執行，在施政上並不顯眼。譬如說，所有公共交通的重要海報，其右下角會印上負責機構「Transport for London」(TfL) 的字句，而在左下角，則用同樣醒目突出的字體和顏色印上「Mayor of London」；TfL本來就直屬市長辦，如此一來就有「畫蛇添足」之效，但正是「多此一句」，市長由縮在馬後的馬車伕、一躍而成顯眼的戰馬騎手，發施號令、我為將下屬為馬的地位不言而喻。寫上「Mayor of London」，有如印上自已的肖像、以自己的人頭擔保，更帶「一人做事一人當」的味道，以負責的態度換取市長的厲行政令。簡單的三個字，突顯市長理政聚焦、親自督師調度、以聲譽保證和負責，「強政勵治」盡收其中。

首四年的強政勵治，令失救多時的交通系統「起死回生」、至少用家重新對之有所祈求，又令都市憑種族文化生氣盎然、增闢「文化景點」。一句「Mayor of London」，榮歸於己、勢不可擋，工黨見之，速派特使言和、重招旗下，二零零四年連任成功，實眾望所歸。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又四年的強政勵治，卻適得其反、成了政治上的催命符。昔時設立「路費系統」，稍為紓緩交通擠塞、又薄有利潤，一舉兩得，遂食髓知味、大肆擴展收費區域，連住宅區及平日鮮有交通問題的地段亦受牽連，在反對聲下施行不誤，既是強政、亦可算是漠視民意；後來民眾環保意識日漲，「路費系統」又倏地包裝成「改善市區空氣質素」之策，並建議把高排放汽車 (如七人車和跑車) 的收費調升兩倍，反而失信於民、被視為「見風駛」，連帶當初構思「路費系統」是否真為交通、抑或是另闢財源的幌子，頓成疑問。

多元文化政策空前盛放，背後卻是糊塗帳一筆。少數民族的藝術團體撥款增加、倒過來傳統團體的支援少了，本來不是問題，但因對異族文化認知不足而把資源誤投到極為偏門的團體、表演項目門可羅雀，自然招來「管理不善」的話柄，更傳出下屬「利益輸送」、關照相熟團體的醜聞。一句「Mayor of London」，全部算到市長頭上，有理說不清。

在「強政勵治」的作風下，交通與文化成了市政焦點、市長親自征戰，但顧此則失彼，「都市治安」此戰線遭受忽略。今天橫行倫敦市郊貧民區、日夜持刀血戰仇殺的青少年童黨，八年前不過是十歲不到的小學生，市政府的疏於照顧、未有對症下藥而致少年誤入歧途，責無旁貸。零八年上半年的十多條青年刀下亡魂，或許是「強政勵治」的犧牲品？自由民主黨 (Liberal Democrats) 派出前警察高層作候選代表，又揚言若上任後治安未有改善、則不角逐連任云云，可見治安問題已躋身市民的憂慮點，不下於交通與文化；而利氏八年在治安一欄劣痕斑斑，任由在其他方面有所作為，也只能在競選辯論中處下風。

「強政勵治」着重執政者發揮「個人本色」，上任之際已了解大局之癥結、並初有答案架構，而上任後則全盤押注，利用執政地位攏合資源，一口氣實踐計劃、不拖泥帶水。但從利氏的個案，可以歸納三項隱憂：一是對「個人本色」的吃重、忽略培育獨當一面的隨扈，一旦本色褪色，則施政後勁不繼而現疲態，「路費系統」橋段重覆再用即是一例；二是下屬欠缺獨立形象，所有人庇蔭在市長的龍袍之下，誰出了亂子，市長難以隔離；三昰強政勵治適用於去除頑固污迹、逐點消滅，但對整體狀況覆蓋疏陋，在去除舊迹的同時、新迹漸現。利氏執政的後四年，簇新不再、強政蒙污。

執政八年而問題叢生、終為選民唾棄的窘況，多被形容為「黯然下台」，少是「功成身退」；選取此詞，自有箇中玄機。

利氏八年來的「強政勵治」，的確使交通系统更具競爭力、提高了用家的滿意程度，而大膽創立的「路費系統」，更受其他城市青睞、紛紛研究倣效；對文化融和不遺餘力，倫敦文化多元的特質今天街頭可見。能夠締造兩項重大建樹，功勞不輕，以「功成身退」描述，不過分。

透過「強政勵治」而奠定市長治理的基礎，亦是一項功勞；但更重要的，是當初以強勢手法把市長辦的觸鬚四面展伸破冰、以大規模的實驗去確立界限，如今規範已定，是時候撤換強政、退回觸鬚，在界定的範圍內重新鋪陳。市長一職由開創轉為整理，強政「功成」而「身退」，此其時矣。

或許是香港政界向來左右兩派互攻，又或是受了台灣藍營綠營誓不兩立的耳目渲染，每次選舉猶正邪大戰，我方「真民主」、對方「亂港狂徒」，未選戰先罵戰；投票翌日的報章，總充斥着「邪不能勝正」、「民主末日」等引述，實在叫選民太沉重了。民主選舉的精髓，在於施政方針輪替，哪位候選人的理念、往績與手法切合大眾的祈求，哪位就得票而當選；即使昔時戰績彪炳，若今天政綱不合民情，也只好望門輕嘆。任意妄為地添上極盡褒貶的形容字詞，又或謹遵「成王敗寇」的撰文手法，窒礙功過評論不在話下，胡亂為選舉扣上政治帽子、選市長成了正義與邪惡的抉擇，令選舉偏離角逐輪替的本意，是民主的不幸。最成功的民主選舉，不在於甚麼「正義神聖民主聯盟」旗開得勝，反而在於真正實踐選舉的目的-- 選賢與能。莊翰生的當選演辭，沒有法國大革命式的語氣激昂、也沒有脫口而出的「七年惶恐」，只有平淡穩重地總結利文斯通的八年成就、並予感謝，功成身退、舊去新來，蘊含其中。

成熟的民主，容得下強政勵治，亦容得下功成身退。

強政勵治‧功成身退 (上)

幾個月前的倫敦市長選舉，代表工黨競逐連任的利文斯通 (Ken Livingstone) 以小比數敗給保守黨核心才俊莊翰生 (Boris Johnston)。利氏的八年執政，我只親身經歷過最後的大半年，其餘的不過是擦身而過、或新聞剖析；莊氏的蜜月期還未完、更不用提。但過去的遠觀、加諸近月的細察，卻得出文題的結論。

提起利氏的「強政」本色，大部份倫敦客都不其然地直指「路費案」，但其緣起流長，至「路費案」之時已達巔峰。其出身工運，在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轉營火紅時刻為工人捍衛權益與地位、苦纏偏頗商界的保守黨政府，「強勢硬碰」之態磨煉而漸成形。及至九十年代中期，工黨在貝理雅 (Tony Blair) 的領導下褪掉左傾色彩，利氏抗令拒從、執意繼續服務勞工階層，那股理直氣壯的強勢更趨成熟；至市長選舉，利氏參選慾濃，惟黨中央與之不咬弦而另派代表，其憤而退黨獨立出戰，更是信心與志向交織，上任後推行「強政勵治」，便亳不出奇。

他所演繹的「強政勵治」，並非把整個城市的每一環節盡握掌中、把要務與瑣事混雜批檢；反之，其強勢操控的精力集中於數項癥結、條理分明。倫敦市的交通一直為人垢病，先是地鐵與公車設施殘舊而致服務有欠穩定、票價高昂更令人慨嘆「物非所值」，繼有中心商業區早晚堵車、只能蝸牛寸進。任內八年，先整頓交通的管理架構，把原先隸屬不同部門的交通組件滙入「倫敦交通處」 (Transport for London)，公交與道路統一策劃；清除了行政障礙，改善政策鋪陳而出-- 地鐵車務營運和硬件管理分拆、各自專職改革；大力提昇公車服務質素，在各巴士站設置自動售票機和電子預告板，以縮短登車需時和安撫候車乘客；大刀闊斧淘汰倫敦聞名的紅巴士 (Routemaster)，替以載客量更高和更舒適的現代巴士；眼見香港的「八達通」成功，引入而成「蠔屎卡」(Oyster)。當公交改善初有成效，方在零三年春季施行具爭議性的「路費系統」(Congestion Charge)-- 此方案的精髓，在於圈出核心商業區，任何車輛付了路費、即可在當日無限次自由進出，而非傳統式的按里數收費；此案一出，全城嘩然，不是指責車輛逐一收費、難乎其難，便是担心駕駛者為省錢而繞道、反而令週邊地區更堵車，再來質疑公交的超負苘、連累原有的用家。朝野不看好、民眾疑慮未釋、在野政客磨刀待攻，他偏要硬闖。充足的宣傳、採用具車牌閱讀功能的閉路電視紀錄進出車輛、廣招便利店作繳費點、額外購買巴士作支援，系統自啟用以來一直運作暢順，包括啟用日在內。

強政的另一項焦點，是種族文化。英國自五十年代起從牙賈加、印度、東非等殖民地引入移民、從事較低下的工作，至今日各社群紮根壯大、卻依然保留相當強烈的民族性，例如依然以鄉下話為母語、保持原有衣着與服飾傳統、自成一國的聚居和日常購物區，是為互相容納與融合的障礙。面對如此社會隱憂，再加上「九一一事件」後西方主流對其他民族的戒心，「異族」一題成了燙手山竽。當其他歐美國家加強「國家教育」、企圖生硬灌輸主流意識，又或是任由主流主義貶低 (如丹麥的「真主漫畫」案) 或排斥 (如美國對回教國民的公開猜疑) 異族，利氏卻另行蹊策，鼓勵民俗文化晉身主流、從自己的小社區對外分享-- 各式民族節慶，諸如農曆新年巡遊、牙賈加的諾定山狂歡 (Notting Hill Festival) 、甚或英格蘭的聖佐治日 (St. George’s Day) ，一一獲市政府支持，協助封路和籌款、又大肆宣傳，民族感覺獲得重視和尊重、亦能夠互相參詳和欣賞；各式非主流的文化社團，亦得到源源不絕的財政支援，紓解少數民族的「被遺棄」仇緒、同時令文化界百花齊放。異族解放、主流人仕也「多見少怪」，少了偏見。鼓勵各種族登上舞台，更展示倫敦的多元化、取代同期在「肅清」的紐約而成「文化大熔爐」。

「強政勵治」在民主體制中有其價值，但同時亦有其執行條件。倫敦市長一職在二戰後遭保守黨政府撤銷、至千禧方重新設立，事隔甚久、已無往績可作參考，利氏可說是「市長辦」的拓荒者、白紙之上任施筆。透過「強政勵治」去主動尋找並耕耘都市的增長點，以及大規模開展由「市長辦」直接控制或參與的各項計劃，利氏親手測試而後勾劃市長以及「市長辦」的職務範圍、對都市事態關注以及干預的模式 (Approach) 和市民、市長、公務員三方互動與互導的常規。對比之下，身處同期和相似處境的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縱有豐富的商界經驗、又有治港宏圖，卻以柔弱猶豫的手段推展，不要說大計虎頭蛇尾，七年下來特首的理民手法、立法與行政制衡亳無寸進，依然混亂不清，民眾難以量度特首表現、黨派無法依確立的程序交換意見、行政立法兩會更是水火不容。「強政勵治」的一錘定音、避免了政制上的四面楚歌。

「強政勵治」和鹿茸一樣，必須按情況小心施用、切忌隨意執行。老實說，沒有「強政勵治」的往績，就別鸚鵡學舌，否則招來「獨裁」惡評事小、不懂收放「強政勵治」而換來真正的獨裁事大。「強政勵治」與獨裁之別，在於「獨裁」要求事事操控、能弄權卻為綠豆小事苦纏，「強政勵治」則銳意掌握數個重點的大局，祈求一鼓作氣地圓滿解决、不留手尾，其他蠅頭小事、交下屬處理。「強政勵治」，並非罔顧民意、蠻牛直衝的虎符，反倒因要一鼓作氣向前闖，更要預先測定和理順民意、在制定執行細節時明暸人民的取向而作改善，方能在強政中趨吉避凶-- 利氏在「路費案」中絲毫無損，正昰預先以民為本、推測障礙並先行清除之善果。

不要為「強政勵治」扣帽子，這不過是執政風格的一種。利氏與「鐵娘子」，便是二例。

微觀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温室效應令人數年來寢食不安、望着艶陽便以為末日將至；如今上天總算賜予十年的喘息期，糧災與石油危機卻又接踵而至，如此四方奔走以補牢滅火，恐怕未為災害所毀，便先亡於心力交疲之中！

天災當前，這幾年來國際間的對話與合作更頻繁、亦更明顯，可算是一個好現象，近期的羅馬糧食峰會即是一例；可惜，人禍如影般緊隨其後，使節難得會面，卻以互相指責告終；會間簽下盟約，祝酒過後卻拋諸腦後、任由雜草叢生。寄託甚殷，換來的是延醫誤診、錯失撥亂反正的黄金機會，反倒累事。

災害威力遠近無弗，若合眾之力互相配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固剛打開的對話之門不容放棄；不奏效，用不着全盤推倒，改變對話與合作的法門 (Methodology) 再來，或能建功。

國際間的研討和政策制定，無一不以宏觀數據作準則，甚麼國民生產總值、人均炭排放、豬牛羊穀物總耗用，多留意幾個峰會，必全套集齊、無一遺漏。此等數據互量性 (comparability)高，不用專家出手，也能明辨高下-- 任憑美國辯稱環保科技廣泛套用，只消瞥看「人均炭排放」英雄榜，「人類剋星」的威名不脛而傳；況且，只要資料採集和分析程序嚴謹劃一，其認受性即有保證，毋費唇舌解釋、更不怕受人質疑；既為數字資料，演化更靈活 (Versatile) ，炭排放配上國家人口，即衍「人均炭排放」，按勢活用。三大優點，使之成為找出問題癥結之寶，更視為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彈藥；訂立協議，此等數字不可少，他日各國繳交「成績」，更是依賴數字比拼、一目了然。

花了那麽長的篇幅去稱讚宏觀的好處，倒頭來卻要面對國際會議少有成效的矛盾，足證「宏觀」有所缺憾，不能獨撐大局。克林頓時代的財長魯賓 (Ruben) 在其自傳提到，在美國讀大學時，經濟教學着重以各式宏觀數據為器，去量度與改善經濟；從此角度出發，五、六十年代的非洲新獨立小國「家無隔夜糧」，卻大灑金錢建紀念廣場、購元首專機，令他「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但畢業後到倫敦經濟學院深造，所授重點涵括國民對尊嚴與地位的訴求，經濟學更活化、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和理性分析更全面和連貫，先前看似荒謬的小國舉動，現在重顧反成重拾信心和國威的重要舉措、甚至是經濟路向的一環。

「唯宏觀獨尊」，憑幾條數據和由上而下的原理去衡量世情，無視每個國家、地區或民族的特性，添上「科學」的美名，卻以僵化作代價，國民氣憤難嚥、使節奮力抗戰。摻入微觀元素，真正明白其背景與處境，數據才有真正的意義、具說服力-- 中國和印度大舉耗用原材料而為千夫所指，單憑數據當然無從辯駁，但若明白此兩國不過是以西方國家作藍本改善社區，則外國霸佔地球資源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之處是一方因急促而明顯、另一方分段掠奪而掩飾淡化。

目標與指標通通用上宏觀數據，夠方便，卻與國民脫節。廢物回收比率計算可以十分精確，用在國際協議上絕不含糊，但人民看在眼內，卻未必能和個人生活關連起來-- 「你要回收量提高百分之十，為何要向我下手？找些富戶出力不就可以？」數據層次過高，人民互相推卸的空間愈大；又或是，「我也支持政府目標，但我該如何響應？」把重點放在高高在上的數據，忘了和身體力行的市民大眾連繫，上下各有異心，自然難達願景。加入微觀視野，分析歸納國民的行為和反應、把應對辦法寫進協議或目標，從起始一刻填補宏觀的空間，宏觀指標方有實質意義。

正規經濟教育宏、微觀兼施，必有其原因。

趁未生鏽前留下的軌跡

呂大樂在《唔該埋單》中提到，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上了軌道，社會流動機會因應經濟結構的變動而增加，社會的地位及資源分配機制能夠給予足夠的「獎品」予社會的大部分人，人們就不會有太大興趣去質問社會的遊戲規則，質問那些得不到獎品的人是否得到公平的待遇。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好是這樣的例子。讀到這兒我就在想，社會經濟不能總是上升，結構不會總是如此靈活流動。如果經濟不太好了，資源分配機制開始偏頗向一個階層了，人們會怎樣呢？我想的是，人們之前跑得太快，顧著向上爬，現在被迫要停下來了。他們會想，為什麼要爬呢？這條路是不是對呢？會不會有一個更好的機制呢？如何改變呢？改變不了是什麼原因呢？由個人想到社會，有時是在周圍環境出問題時，我們才思考，然後才有空間進步。

我們幾個八字頭的小伙子，不知是否成長的時候，剛好是香港經濟放緩、政治問題浮現的時候，也可以說是「機器開始出問題」了，受益於之前的經濟成果，而因此有空間思索眼前出現的問題。一群人總是喜歡思考、辯論，想到個人的微支末節，也想到社會的政經大事。有些大概無益於世道，有些也許可作參考之資。與其讓這些胡思亂想消逝於空氣間而日後追悔，不如找個地方聚在一起當作留下年少輕狂的足跡。

地方名叫「求索」，稍有文學訓練的讀者，不難看出是拾屈原《離騷》的餘唾。求，是因為不滿現狀，有所要求；索，是因為答案朦朧不明，需要探索。人生也好，社會也好，若不求之索之，反覆思考，而是因循苛且的話，總是會生鏽的。